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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由此设定了部门与机构的基本职责：以合理成本向公众交付其偏好的公共服务，涵盖服务的数量、质量、成本以及及时性、平等性、可得性、适当性和持续性。
公共组织的上述职责通常被描述为“结果链模型”：把支出转换为投入、把投入转换为产出、以产出实现成果的过程，简写为“投入-产出-成果”。
在采用结果链模型建立绩效评价指标时， 恪守成果计量的两项基本原则很重要：
●与政策/规划目标一致
●与产出计量权衡
目标决定成果计量。政策与规划的目标设定大多取决于政治程序。因此，从事后的观点看，宜先定目标再做成果计量，因为目标决定成果计量。但从事前的观点看，准确的成果计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进目标设定，而成果计量的准确性依赖正确的成果陈述。
鉴于此，许多国家把成果陈述与部门战略计量结合起来。部门战略计划侧重解决“正确地做事”，成果陈述侧重解决“做正确的事”。当两者作为预算文件的内在组成部分时，预算准备的质量即可得到改进，因而可作为建立预算过程绩效导向的起点和有效方法。
如果目标以货币表达是适当的，那么采用成本效益比计量成果也可能是适当的。比如某项教育培训规划投入1000万元，学员因此每年增收1200万元，那么成本效益比即为1:2。多数政策与规划目标、进而成果计量不能或不宜货币化，涉及公众健康与安全、生活与环境质量的情形尤其如此。
计量成果一定比计量产出更好吗？还是恰好相反？其实这是错误的设问。鉴于产出较之成果容易计量，而成果与绩效的关系强于产出与绩效，很难说哪个更好。
真正的问题在于何种情形下谁更适合。在产出与意欲成果之间存在直接、清晰联系的情况下，计量产出比计量成果可能更适当。垃圾清扫即为此类例子。作为一般结论，对于最贴近服务用户的下游性任务而言，产出与成果间的联结通常是直接和清晰的，并且足以直接采用产出计量代替成果计量。下游性任务指贴近公众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活动，典型例子包括市区交通、供水、排水、警察、消防等。
然而，远离公众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任务，情况就很不一样：成果计量必不可少并且比产出计量更恰当，除非成果计量的难度太大或成本过高。上游性任务的典型例子包括政策制定、教育、科研、培训和（给领导）撰写内部报告。
同样，也很难说投入计量不如产出计量，更不用说成果计量。在攸关公众安全与健康的特定情形中，投入甚至计量比产出和成果计量更为恰当。疫苗（投入）的品质就是如此：不仅因为投入的品质大致决定了结果，还因为结果（成果与影响）数据较难获取。产出计量有三个主要维度：数量、质量与价格，三者间亦需权衡以体现服务特性和管理重点。
概而言之，计量成果更恰当还是计量产出更恰当，取决于三个因素：计量难度、行为扭曲和可操作性（workable）。每个都与服务特性相连。任务越复杂，可操作性越低，反之则越高。“心理健康”比“垃圾采集”的复杂性高得多，产出的可操作性低得多。可操作性反映可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