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分享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出与成果计量方法与技术在国际上被视为“最佳实践”,为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正确计量成果方面。
正确计量成果的前提条件是准确的成果陈述(包含在预算申报文件中),但这并非易事。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曾经将成果描述为:“通过为人们研究澳大利亚及其全球定位提供世界一流的文献资讯,发展国内外信息网络,来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共同繁荣”。 这份陈述最后被驳回的理由如下:成果层级界定过高虽然有助于反映政府加强与公众沟通的目的,但很难评价和监管国家图书馆为该项高层和长期成果所作的努力以及产生的效果。 成果不当陈述的例子还有:保障所有年轻人得到适当的住房供应。这项陈述过于一般化,未能确切地表达机构的职责和活动的目的。“保障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通过补助获得适当的住房供应”,亦属陈述不当,因为限制了其他选择,并且诱使绩效计量与监督过度关注实现成果的手段,而非真正的目的。 “保障90%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获得适当的住房供应”,即为好的成果陈述,因为目标切实可行,而且目标精确,从而可为比较实际与目标成果提供依据。 正确的成果陈述和计量旨在引导正确的产出计量,通常涵盖三个主要维度:产出的数量、成本和价格。 在澳大利亚的成果与产出框架下,价格指机构与联邦政府就某项产出或产出组别达成的协议金额。机构需要建立和管理其产出的目标成本和目标价格。产出成本是产出定价的基础。部长按产出价格购买部门交付的服务。产出价格通过竞争性投标确定,不适合投标的产出单独制定或以供应商核算的完全成本为基础。 通过强调所有的产出都要被合理定价,政府向机构发出明确的信号:必须以合理的成本在最优价格下最好地实现成果,必须合理有效地使用纳税人的钱。机构因此具有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政府也可以通过比较同类产出的机构价格和市场价格,来判断机构的效率,从而减弱了对机构内部程序进行详细检查的必要性并节省了检查成本。机构在产出类别的选择、确定目标价格和资源使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这使其有以合理成本提供良好产出的更多激励。 新西兰的产出预算体制下,绩效计量指标和方法的选择因产出组别而异。其中,客户导向类服务(如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绩效计量关注相关性、反应时间和有用性。 对于交易类服务(重复进行的同类交易如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差错率、反应时间、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作为计量重点。 专业类服务(如科研与政策咨询)的一个重要特别是数量经常变化,优先性评估比质量评估更重要。 调查类服务(如犯罪调查)聚焦风险、适当程序、法律遵从与质量评估。 行为类服务(如政府劝告戒烟)关注行为改变。 应急服务关注是否有足够能力应对事前风险水平,以及事后及时做出反应以减少损失和伤害的能力。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模式的产出分类更为综合:分为“机构产出”、“受托管理产出”两大类,绩效评价聚焦各类产出与成果间的联系。机构产出由机构自行生产和控制,包括薪金、津贴和采购活动;受托管理产出由联邦政府委托机构代为管理、但不受机构控制的费用、收入、资产和负债,包括救济、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