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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绩效在目前绩效评价运动中的关注度依然较低，尽管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规定把资产状况作为预算编制的参考依据。负债管理绩效虽然受到较多关注，但大多属于脱离资产绩效的孤立评价，因而并不适当。
基于几个重要理由，把资产管理与负债管理结合起来进行绩效评价非常重要。就总额而言，负债是否过多、偿债风险是否过高，只有结合“可偿债资产”状况才能得到恰当说明。负债配置结构合理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配置结构的合理性，无论类别、期限还是用途结构。此外，评价资产净值及其变化时，必须一并评价资产与负债，因为净资产正是两者的差额。
对“范围适当性”的评价，也要求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资产范围”与“负债范围”应尽量具有可比性。困难和复杂性在于“政府债务”与“私人债务”之间的灰色地带：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非金融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如何与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评价结合起来。政府与国有企业间财务关系的复杂性，使得结合评价变得更重要。
采用大致相同的分类也很重要。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是依据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把负债分为四类：显性直接负债、显性间接负债、隐性直接负债和隐性间接负债。显性指法定义务，隐性指道德义务；直接指确定性义务，间接指或有义务（贷款担保等）。资产分类采用预见性标准也很重要，但实践中大多采用流动性标准—据此分为短期资产与长期资产。
公共资产与负债管理的实质是公共资源（核心是现金资源）管理，因而宜采用两个相同的关键绩效评价指标（KPI）：
●安全性
●公共回报
与私人资产相比，公共资源被偷盗、掠夺和损毁的风险高得多。为此，安全性评价应关注：
（1）是否获得正式授权；
（2）完整、清晰、可靠、有用和及时的记录与报告；
（3）制度化和常态化的评估与监督（包括外部审计）。
底线是：财务官员在现金流循环所有阶段须借助内部控制和资金集中化程序保卫资金的安全。
在牢固的控制机制使安全目标得到合理保障后，评价重点即应转向公共回报（public returns）：区分商业价值、公益价值和抽象的政治性价值。商业价值关注财务层面的回报率，通常采用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会计收益率和现值指数和回收期进行评价，前四个属于财务评价指标。
公益性评价关注受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环境保护的受益面很广，覆盖所有群体，因而满足普遍性；扶贫项目的受益者如果精准地指向贫困者，即满足平等性。资产与负债管理绩效评价不应只关注总量、风险和结构，亦应关注“谁受益、受益面多大、受益程度多高”，因为这是公共回报的关键方面。与安全性评价不同，公共回报关注资产与负债是否在公共目的上得到充分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