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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与支出作为政府和机构最常用的干预机制，用以解决市场和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如不是所有疾病（轻度感冒等）都需要医疗干预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正确作用，无非就是做人人都需要、人人都不愿自己去做或做不好的事情。
即使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也要评估干预措施的选择是否适当。除了用预算资金直接向目标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外，政府还可以采用规制（车辆限行等）、合同外包等其他各种方式实施干预。
即便预算干预是优选择，评估干扰措施带来的“效应”也是必需的，无论事前、事中还是事后。这与评估“服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完全相同。这类绩效评价称为效应评价（effects evaluation），也就是评价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焦点是评价产出与成果。目前全国各地和相关文件所指的（政府）“绩效评价”，包括“预算绩效”评价，指的就是这种类型，无论项目绩效、机构运营绩效还是管理绩效——管理质量是否良好。
如果某人服药因效果不佳而改服新药，那么，所带来的变化（changes）是怎样的？变化多大？变好还是变坏？这已经不是效应评价，而是变化评价。
如果某个城市前几年采用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项目，后来发现效果不佳，因此改用合同外包或服务购买模式，即与某个供应商签署污水处理合同，规定每年必须处理的污水数量，政府为之付费。这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化多大？变好还是变坏？这也不是效应评价，而是变化评价。
中国对这次新冠疫情采取的管控措施是否比美国好？好多少？在哪些方面好很多？如果用美国的方法，会有怎样的不同？这也是变化评价。
变化评价帮助我们识别“哪些干预手段-方法更好”，意义非凡，但目前这类评价极少，甚至意识也未形成。
如果某人服用某种新药产生了积极变化，那么两个问题随之而来：（1）变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确实是“服用新药”还是“另有原因”产生的变化？（2）如果确认“服用新药”是变化的真实原因，那么，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这两个方面已经不是变化评价，而是支持变化评价的原因评价。
如果某个城市改用合同外包代替原先的PPP，使同样的污水处理项目的绩效发生了积极变化，同样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1）变化的真实原因是否确实是“改用合同外包”？（2）合同外包究竟是如何导致这些变化？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变化评价，而是为变化评价提供延伸支持的原因评价。
原因评价分为两个层次：（1）真实原因，（2）作用机理。如同变化评价一样，目前这类评价也很少，意识也尚未形成。
综合起来，效应评价关注“what”—评价什么？变化评价也关注“what”—变化是什么？原因评价关注why—为何如此？
绩效评价的直接目的是识别成败得失，根本目的是给决策者与管理者提供“怎样做可能更好”的信息。效应评价支持第一个目的，效应评价与原因评价支持第二项目的。后者比前者重要；了解“如何做更好”比了解“做得如何”更重要。然而，目前缺失的正是后两类评价。
